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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思维与科学方法

周易思维与科学方法
 
发表:2011-07-09 点击:870 类别:学术成果
     

周易思维与科学方法

                       ----兼及李约瑟难题的再认识

                               吉林师范大学 薛柏成教授

一、周易思维是中国人的思维

 

1、《易》是中国思维的源头

中国思维肇始于以儒家文化为首的传统思想,而《易》是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源头,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郑玄:“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认为《周易》为周代的《易经》。即周朝的卜筮之书。据说《连山》以艮卦为首,《归藏》以坤卦为首。二书均已亡失,唯剩《周易》流传下来。台湾学者陈立夫先生提出,儒家思想来自《周易》,道家思想来自《归藏易》,墨家思想来自《连山易》。程迥亦提出:“《连山》、《归藏》宜与《周易》数同而其辞异。”我们认为其说是有道理的。张立文先生在论述《连山》与墨家文化思想的关系时认为: “据传《连山》以艮为首卦 艮是天地交合所生的少男。”并引朱熹《周易本义》引出“连山”为“兼山”。认为从卦象来说,阴中兼阳,阳中兼阴,两阴爻一阳爻,阳爻在第三爻故为少男,亦有兼的意思,“故曰墨子兼爱,远本连山,……《连山》的兼山之意,启迪了墨家思想的建构。

 金景芳先生的《周易全解序》中曾指出:《周易》、《归藏》二书,从“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来看,是相同的。然而别卦之卦序,《归藏》首坤次乾,《周易》首乾次坤,二者却恰恰相反。这绝非偶然,实反映了殷周二代政治思想上有重大的差别。 “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将这种说法与《礼记.表记》所说“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的说法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殷道亲亲”是重母统,“周道尊尊”是重父统。唯其重母统,故殷易首坤次乾,唯其重父统,故《周易》首乾次坤。亲亲重母,反映母权制残余的存在,尊尊重父,反映父权制已完全确立。《周易》首乾次坤是周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思想的集中反映。《礼记.礼运》记孔子语日:“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孔子所得《坤乾》即殷易《归藏》,孔子用以观殷道,足见其中蕴藏着殷商一代的哲学思想或政治方面的特点。《坤乾》与《周易》的上述不同,正是殷周社会思想不同的反映。
   金景芳先生于其所作《易论》、《论孔老易学思想》两文中还指出,殷道亲亲,重母统,多朴仁,残存有氏族社会之遗意,表现为哲学思想则为《坤乾》的首坤次乾,这是老子思想的渊源。周道尊尊,重父统,多义节,是文明社会发育成熟,或者说是全盛时期奴隶社会意识的反映,其表现于哲学思想则为《周易》的首乾次坤,这是孔子思想形成的基础。

2《易》之三才之道即是中国思维的具体表达

(1) 《易》之三才之道:《易传》将自然现象的变化过程和法则,称为道和地道,将人类活动的规则称为人道。《系辞》: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章。

《易传》所谓天道,主要是指阴阳对立统一的自然发展变化规律,人道主要是指仁与义相反相成的社会生活法则。《说卦传》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两句话是对天道最精辟的概括,它表明《易传}所谓天道就是由阴阳对立统一造成的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阴阳,主要指的就是《周易》中的乾坤两卦,就其自然哲学的意义说,指的就是天地。《易传》所谓天道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乾坤”哲学,它的本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辩证法的变化发展的观点。吉凶祸福是人道中事,(易)是为人而作,故(易传)论释吉凶之理时涉及人道者最多。将《易传》有关人道的种种认识用一句最重要的话来概括,那就是(说卦传)所说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仁义为立人之道,就是将仁义视为人道法则,或者说以仁与义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关于仁义的含义,       《礼记·中庸》有这样的解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金景芳先生根据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总结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是说,首先人不是禽兽,得像人那样生存,讲文明而不是蒙昧,这样有利于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其次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这是人道之根本,而这种亲爱首先是从家庭亲人之间开始,由此延伸到人群。《孟子》上讲“老吾老人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学》上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说的也都是这个意思。“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是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要正确合理,这里就有个人道中必须有是非原则、有纪律约束的问题。尊贤为大,实际上是说承认社会分工并遵循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人道中最基本的是非原则。孔子批评隐者们废君臣之义是破坏人道伦常.荀子讲“唯齐非齐”,孟子批评许行之学提倡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密飨而治”,今天看来,实际上主要都是讲社会分工不可废,由此形成的维护社会运行的秩序不可废,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可废,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不可行。

简要地说,《易传》以仁义为人道法则,实际是认为人类社会要健康地生存发展就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也离不开秩序纪律的规范约束。《周易》思维(哲学思想)。通过以上撮要性的简单剖析,我们可以看到,被当代哲学验证了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基本规律,作为哲学的核心内容,在《周易》里都有所揭示,只不过表达的方《易》是中国思维,其他如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文与质、同与异等等哲学范畴,《周易》里都有十分精微的显示。

二、  周易思维与科学方法(兼及李约瑟难题的再认识)

李约瑟难题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对这个问题近二十年来学界多有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要数杨振宁先生的观点,2004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认为在中华文化里,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比如天人一物、理一分殊。《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也就是说,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而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要把它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杨振宁先生的观点颇有有商榷之处。

 

原因之一  汉宋以后忽视了易道所阐述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

 

   《易经》思维不是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相反,是汉宋以后没有按照《易经》及原始儒家正确的思维理路去发展,没有对三才之道之立地之道加以物理的深入阐发,而更多去关注政治问题,相对忽视了易道所阐述的人文主义,加之外族入侵的破坏而至。

近代大儒,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有一句话深刻地总结了这一点:“若夫圣人之意,窈矣,深矣,博矣,大矣。世运既变,治道斯移,则始于粗粝,终于精微。教化大行,家给人足……夫两汉君臣、儒生、尊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歆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非惟不识太平,并求汉人拨乱之义,亦乖剌而不可得。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耗矣。哀哉!

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救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觳苦。所以为治教者,亦仅如东周、刘蜀、萧詧之偏安而已”。(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序)

儒学,除原始儒家外实际上还包括汉儒和宋儒之学,《易传》反映的是孔子与原始儒家的思想,《易传》所提出的立人之道即仁与义也就是原始儒家全部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而不是汉宋以来经过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所以它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易学大师金景芳先生针对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抬出孔子的招牌愚弄民众,十分强调区别“孔学”与“儒学”,明确反对“今人称孔学为儒学,往往把孔学与儒学并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因为今人所谓儒学,实际上包括汉儒和宋儒之学。据我看来,汉儒、宋儒虽然打的都是孔子的旗号,实际上他们所传承的多半是孔子学说中的糟粕,至于精华部分他们并没有传承,反而肆意加以歪曲和篡改。因此,今日应把真正孔子之学正名为孔学,以与汉儒之学、宋儒之学相区别。”(《孔子新传序》) 我们之所以没有处理好各类文化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反封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真正梳理与认识儒家思想的精华,尤其是原始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精华,那就是其中所包含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规律、人本主义的现代转化等问题。《周易》经由孔子阐定,所以,《周易》是孔子的思想形式之一。在后儒的推定中,把“孔子”的思想推定为只有“仁义之术”而无“性与天道”,其表明了与《周易》人本主义思想的相悖。因为《周易》明确阐述了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化流行的规律,显然,问题出在后儒之误。由于后儒不理解解孔子的易学之道,后世的《周易》研究则形成了蔚然大观的学理分殊之流派,这决不是易学之道。不能一以贯之《周易》的思想原理,是其根本原因。《易经》思维不是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正相反,是汉宋以后没有按照《易经》及原始儒家正确的思维理路去发展,而更多去关注政治问题,相对忽视了易道所阐述的人文主义。

汉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儒家封建思想思想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魏晋隋唐以来,正如正如康有为所言“我华我夏,杂以魏、晋、隋、唐佛老词章之学,乱以氏、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对阐发《易经》及原始儒家科学人文主义造成了较大影响,使之产生了断层。

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但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救过而少救民患”,纲常礼教已讲得绝对化了,以至于扼杀了人性,自此以后至清末,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总之,中国在宋朝以后,遭受了蒙古人的侵略,经济与科技文化遭受极大破坏,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稍有恢复,又被满清侵略至灭亡。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儒家思想教育加之中华文明两次中断,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

 

原因之二  中国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的

 

杨振宁先生的观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对等起来立论的,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故探讨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 应按照中国思维的发展来进行。

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认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应按照中国科学本身的发展来进行,长期以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不是按照这个理路去进行的,而是按照西方科学技术的传统在西方科学的话语之下来研究的,因此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研究中国物理学,中国古代没有物理学,没有“physics”这个词,以往都是到中国古书上去找那些和我们今天叫做物理学对得上的东西,就把它抽出来写成一本书叫做中国物理学史。但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不像西方那样,正如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概念范筹不一样,中国哲学以不是原始的欧洲用的那个词了,如果完全套用一种传统,一种文化理念的话语来看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总是不合适的。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中国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科学发展总是和其思维方式有关。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的科学发展和西方不一样。李学勤  周易与中国文化《周易研究》05年第5期,美国最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令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化和科学史教授席文的立场:要对各种文明进行估价,首先需要从整体上去理解、把握。在此之前,任何比较都是没有息义的。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学者董光璧,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发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 ,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第一是从文化的结构和演化来看传统,第二是从当代人类面临的挑战看中国传统文化,第三是从如何改变当代中国科学落后的状况来看易学研究。” 
  “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在为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找原因,严格讲这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在采访时董光璧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寻找造成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的原因,那么制度问题应该位列第一,因为工业文明时代是制度主导文化的时代。他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形成于17世纪的欧洲,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他强调不要把不成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的祖宗,这会让本来应该负责任的统治者和当事人逃脱责任”。 
 徐道一先生在其《周易与西方科学概念的差异》一文中认为对“科学”一词的涵义存在不同的理解,拉丁文原意是“知识”,后人把它译 ‘科学”,即分科的学问。 “科学是一部分的研究和知识,它们尤其是通过实验和假设,使事实和原理系统化”。这是对“科学”的狭义理解,有人把它称为经典科学,以下所述都是在这个涵义下来理解科学。

《周易》是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本经典著作。有不少学者论证了它与科学的相通、相似之处。但是,它在一些基本概念方面与科学有本质差异。

三、传统易学的精华仍是今后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选择

   中国人至今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因为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继承发展仍没有按照《易经》及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科学主义的思维理路去发展,一方面要自强,要现代化,一方面又拘泥于中学与西学的体用之争不能自拔,中国的封建传统思想又特别根深蒂固,所以如何使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之一。我们的结论是:梳理与总结传统易学的人文与科学精神的精华是今后中国的选择。

 

一、传统易学的人文精神

《易传》是以追求人类自身的完美为最终归宿或者说终极关怀的。崇德可以广业,可以解决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但它绝非仅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其中寄托着中国古人最高的价值理想。要之,《易传》之学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借以建构宙宇生成之模式,有人试图从中寻求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钥匙,千条万绪,万语千言,然而说到底这种学问实际最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自身之完美的问题。所以,《易传》之学丰富的思想内涵之中,最本质也是最宝贵的东西是它所展现的人文精神。

今天的学者们每言儒学或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其实以上所述《易传》所反映的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儒学或者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根本的人文精神。今天我们思考或处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类很好地生存发展的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没有变易求通去故求新的进取精神。随着时代发展,各种社会制度要变革求新,生产技术要变革求新,人的思想观念要变革求新,一切与时俱进,才能通能久,人类才能健康顺利地生存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我们所说的生存发展,不应仅仅指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应包括人类自身的不断自我完善。简单地讲,首先人类必须朝着善良的方向发展自身,使自身更加完美,而不应是在谋求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过程中去牺牲自身的善。也就是说,人类谋求物质文明的发展,不能以背离基本的人道原则为代价。中国传统易学的人文精神,以人的善良完美为最高价值理想和终极之关怀,这正是它具有永恒的价值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儒学的价值。也就是说科学的昌明不能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不能把科学的成果运用在战争等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事物上。

传统易学的科学精神

《周易》在长期操作实践过程中,对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以阴阳为核心的理论和符号体系,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殊的理论结构模式,据此而发展为宇宙理论(宇宙生成、感应、演化原理)、方法理论、价值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等。它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影响,突出的有天文学、农学、医药学、地理学、数学、建筑学、丹学、养生学等。张立文  周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周易研究》05年第5期海内外一些自然科学家通过比较近现代科学和易学,发现了许多易学理论与科学理论相吻合,进而激发了他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周易》,或用易学方法指导科学研究,或用易学和科学相互印证。此即所谓的科学易。历史证明,易学只有与科学相结合才能真正冲破层层迷雾走向理性,成为一门科学;只有用科学方法研究《周易》或易学,才能建立全新易学思维方法,创造易学新体系,才能使易学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同时,易学只有经过科学的改造和整合,才能服务于人类社会。因此易学与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过,就近年来《周易》研究的实际来看,也确实存在我们上面所讲的对《周易》加以“神化”的问题,我们说对《周易》不必“神化”,当然包括不同意将《周易》视为灵验无比的卜筮工具的看法,同时也包括了要合理地估价《周易》的科学价值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有人已经指出:“说它是卜筮之书,无视它的哲学内涵,固然不对;把它看成是一切现代学问的祖宗,以为它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从而给它涂上一层新的神秘色彩,也是错误的。《周易》讲阴阳变化,刚柔谐和,与许多学问哲理相通,对它们可能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不能取代。以为学懂《周易》就一懂百懂,是无根据的。”[1]现在有不少人努力从《周易》中寻找它与各类科学的联系,一些热心于“科学易”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清楚地看到了仍然统治着现代科学的那些思维方式的弊病,企图从以前被轻视的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中,寻找出路,以尽快发展我们的科学和技术。这样的心境,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并不恰当。有些说法牵强附会,明显不符合历史实际,我们今天许多热心于《周易》的同志,却偏偏忽略了《周易》和易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精神。他们忘却了创造新事物的任务,却把过去所创造的框架、模式当成奇妙无比、深奥莫测的金科玉律,并企图用它们来规范现代已经创造的成果,这种作法,只能给已的的东西作一些事后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不能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这种缺乏科学态度的无谓比附,我看无论对科学研究还是对易学研究的发展意义都不大,不值得提倡。



[1] 吕绍纲:《周易阐微·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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